鄭洞天口述：溫情敘說“家裡的事” ——《大眾電影》 2007年第13期 ……（前略） 《鴛鴦樓》：最接近我對電影和生活的認識 1986我拍了《鴛鴦樓》，這該算是篇命題作文。兩個由頭，一個是表演系明星班要畢業，以前畢業就是在舞臺上排一出大戲，但明星班都是著名演員，學院就說咱們花點錢拍部電影吧，那麼電影的前提就得是群戲，演員得用得多。另外，當時北京市政府為了解決大齡青年的住房困難問題，在雙榆樹現在的雙安商場旁建了一幢“鴛鴦樓”，大約四十平方米不到，一室一廳，一廚一衛，夫妻兩人年齡相加超過55歲的才能住上。這兩件事湊成了我們的故事。 從整體的美學上說，其實《鴛鴦樓》比《鄰居》更紀實。《鄰居》是外觀紀實，劇情是戲劇化的，故事的結構完全是一個完整的戲劇結構，最後皆大歡喜，所有的矛盾都解決了。而《鴛鴦樓》是開放的，是一個沒頭沒尾的故事，所有的故事發生在同一天的同一個下午，故事結束時家家的矛盾都沒解決，但兩口子還得過下去。 也就我們第四代會這麼拍，要讓年輕人拍，或許不是這家離婚就是那家跳樓。人家會說，按你這個故事這兩口子怎麼混下去呀7這就跟我的想法不一樣，我就覺得天下的夫妻全這樣，哪有沒矛盾的夫妻？到今天我也是這看法，就是所有夫妻之間的矛盾都不足以散夥，幹嘛要散夥？！我一直說一夫一妻的愛情是所有愛情故事裡最難寫的，寫第三者特容易，沒有第三者的愛情最難寫，但是寫好了最耐看，因為它是絕大多數人能感同身受到的。很可惜我到現在還沒有拍一個純粹的情感故事。 《鴛鴦樓》裡還是用的非作曲音樂，我們叫有聲源音樂，音樂是用來作陪襯的。(笑)還在得罪黃準老師。 《鴛鴦樓》裡的新課題 因為常常被人問為什麼我拍戲的產量不高7被問得多了，我就有了固定答案，也就一直照著這個回答做著。我這樣回答：因為我是老師不是職業導演，所以我每拍一部戲都得給自己定個目標，一部電影要定三個以上的課題，拍完以後拿回去能跟學生講出點道道。所以我的每部作品都最少要幹三件以前沒幹過的新鮮事兒。 《鴛鴦樓》跟《鄰居》有什麼不一樣？《鄰居》單機拍攝，《鴛鴦樓》兩臺攝影機同時拍，雙機最大的優勢就是對錶演的解放，全過程都記錄下來，到剪接臺上再挑最精彩的用；最難的就是這兩機器擺在哪兒，別打架，別穿幫。《鴛鴦樓》的第二個課題是同期錄音，那時一年只有幾部片子搞同期，因為怕環境噪音不好控制，而且耗片比高，但拍過同期的人肯定再也不想拍後期配音的了，因為聲音、臺詞都太真實了。第三條，它是個分段體，六個小故事誰跟誰都不挨著。像後來的《愛情麻辣燙》什麼的，出了一批分段體的電影，知道的人就說，人家《鴛鴦樓》十幾年前就玩過了。 我在《導演闡述》裡寫了一個意思——“人們從群居的大雜院嚮往住進單元樓，想要獨立的空間，但是住進獨立空間又發生了新的問題，老死不相往來。中國傳統鄰里那種相濡以沫的關係，被新的生活方式給隔斷了。這將是中國人下一步要面臨的問題。”這話到今天就更是這樣了。我1986年第一次到美國，人家問我感覺紐約跟北京有什麼不同，我說我這麼跟你說吧，在北京我要是突然失蹤了，二十四小時之內我肯定被找著，而在紐約我一旦丟了，二十四年也沒人找我!你呆在中國的這個大醬缸裡面老說討厭，怎麼不讓我清靜會兒，找我幹嘛呀，我願意玩失蹤!但我在紐約碰見艾未未，穿著一身國防綠在第五大道上走。我說你穿成這樣沒人看你嗎？他說你看有人看我嗎？所以，真到了誰也不理你的那一天，你沒準又懷念起這個“醬缸”了。 這個世界實際上是特別豐富的。拍《鴛鴦樓》當時的觀念，就是要說每家都有自己的事，這個是最好玩的。至於這些事的是非，誰對誰不對，這個不重要，因為這是生活，沒有絕對的是非。你看那六家基本上都是在吵，每家都是，吵的一生都天翻地覆，也沒事，這就是最正常的夫妻生活和家庭單元。至今有記者問起我拍的十部片子：你覺得哪部片子最好？我會回答：這個我說不上，我覺得各有不同，因為我每部電影有不同的課題。但《鴛鴦樓》是我比較喜歡的，它最接近我對電影對生活的認識，它是我這十部電影裡，唯一一部骨子裡面以人物為中心的影片，其它還都是理念第一位。《鴛鴦樓》沒有主題，就是寫人。那時陳凱歌從美國回來，看了《鴛鴦樓》說：“國內電影已經這樣拍人了!”可惜的是，到今天為止，我們拍的電影，真正以人為第一位的，而不是意識形態第一位的，特別少。 ……（後略）